一方面，通过前期的党代表大会以及将国家干部融入党的组织体系，党对国家宪制的干预实现了规范化。

再次，现行宪法第104条第1句虽然有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的规定，但县、市人大常委会对本级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在制度上如何落实，也是可以讨论的，其并不必然体现为对院长、检察长以外的法官、检察官的任命以及对法院、检察院的办公经费和办公设施保障的控制。这即是说，就人大与司法的关系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是毫无疑义的，但地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哪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则不是完全确定的。

当然，这种解释意味着未来很多县、市就不存在本级人民法院或本级人民检察院了，那这是否有违宪法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要推行这种改革，就需要修改《宪法》第3条第3款、第101条第2款、第128条、第133条所建立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根据这一改革要求，司法机关的人员遴选，财政资金和办公设施的配备等管理权将统一集中到省级政权。比如，对于那些人口数量少且司法需求不多的区域，完全建立一个法院来管辖周边多个县（区）或市。在本轮司法改革中，这一项改革被认为是司法去地方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保障司法的国家性、统一性和独立性，但其与我国宪法所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兼容，则成了一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事实上，在现行宪法秩序之下，省级人大统一遴选和任命法官、检察官，然后由县、市级人大从这些已经被任命的法官当中选举本级法院的院长和检察院的检察长，也并无违宪之虞。但如果本地没有本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那么该法院和检察院所在地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就不再负有监督的职责和义务了。并最终通过之后的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案[28]和东南宾州计划生育诊所诉凯瑟案[29]矫正了最高法院在罗伊案中所做出的宪法解释。

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杰斐逊、麦迪逊等早期立宪者到现代的支持者，络绎不绝。钱锦宇：《也说美国宪政的反多数难题》，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8期。在现代社会，承认多方参与非常重要，但多方参与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宪法解释权运行程序和范围上做出区分和评价的重要性。三、部门主义的理论光谱 （一）价值层面——人民如何运营自己的宪法 部门主义的价值观，集中在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博弈上，往往成为讨论民主含义、诠释人民意志的指引，成为宪法解释方法的基础。

司法审查虽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路径，一直成为宪法学界讨论的基本范畴，法官对宪法逐字逐句进行着打磨，在规范分析的框架中试图树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二）功能主义方法论对于宪法解释权的扩展 司法至上和大众宪法是美国立宪以来宪法学领域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

其次，学者认为法官以其个人意志做出判决，并且其效力不再局限于个案的当事人双方，判决充当了对宪法意义的扩充者的角色，从而具有极强的变革性、影响力，法官肆意解释和不确定的判决，甚至导致形成超出宪法授权的危险的司法独裁。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否决银行法案的同时曾表示：法官的观点并没有高于在国会之上的权威，反之亦然，从这一点来看，总统也是独立于二者的。而二战后库伯诉亚伦案中最高法院对其宪法解释权的终局性做出宣告后，另一波反对声势被激起。从法院宪法审查的效力来说，宪法规范等级的最高性及其对国家基本组织及其活动形式的规定，使得对宪法的解释不得不涉及对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关系到公众权利的、甚至是与核心政治立场有关的焦点问题的回答，从而构成了这一权力在效力上的至上性。

本文尝试对美国宪法解释的实践进行分析和整理，以期能够更多地为我国宪法解释的制度建构提供一种功能主义的经验参考和方法借鉴，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不应当在在价值绑架与规范压迫中失去方向。六、结语 关于美国宪法解释的讨论，很容易让思维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司法审查的神话刚刚建立，也即迎来了神话的破灭。制度上能力最优理论，在区分何者解释最优的时候预设了一个识别的程序——能够得到其他机构服从的宪法解释应当最适合解释客体的宪法目的。[19]图什内特对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逻辑解构，但未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方法论。

百年之间，美国人处在对对宪法司法化的追捧与对它的猛烈斥责之间摇摆不定。（二） 功能最优的再造 为了弥补鲍尔森的部门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不足，学者对部门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正，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多恩•约翰逊（Dawn Johnsen）的功能性部门主义（Functional Departmentalism）理论和克里斯托夫•艾斯格鲁伯（Christopher L. Eisgruber）的制度上能力最优（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Competence）理论。

通过对宪法解释层次的分析，部门主义试图打通宪法解释观念的不同层次之间的隔阂，它以分权制衡的机制参与规范性宪法解释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利用民主选举制度来归集公民个体层面的宪法解释，从而打通了宪法实施在所有主体之间的交流屏障，并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宪法解释通道。（三）宪法解释体制的立体化 如果把规范意义上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力运行意义上政府机关的宪法解释和一般理解意义上所有公民的宪法解释进行叠加，就会得到一个立体化的宪法解释机制。

认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部门主义者并不倾心于哈贝马斯式公众参与的组织设计，也无法赞成陷入直接民主的混乱，而是期许于代议制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所带来的原始框架，意图将宪法解释权视为一种中性的公权力，而由各个权力分支在行使自己宪法职责的过程中分别独立的履行。[23]【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于部门主义的构想已有了论述，托马斯•杰斐逊曾在其信件中提到：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均有权决定自在宪法权下的职责，而这种决定权不需要参考其他权力分支对于同一问题的意见。以传统的观点来看，罗伊案的焦点在于：堕胎合法性是一个应当由立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当由最高法院解决的法律问题？司法判决应当是遵循前例，还是回应公众意志？[30]而部门主义的观点则更加极端，认为总统的这种行为在整体上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于堕胎权保守主义的宪法解释，并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堕胎权在宪法上的意义。注释: [1]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2] Brown v. Allen, 344 U.S. 443 (1953), 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 [3] Cooper v. Aaron, 358 U.S. 1 (1958), The Supremacy Clause of Article VI made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Marbury v. Madison made the Supreme Court the final interpreter of the Constitution. [4]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7页。

在1962年，耶鲁大学的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教授则引用汉密尔顿的表述出版了《最不危险的分支》一书。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权的产生和运行也是一个不断的博弈中的政治过程。

功能主义 一、引言 美国的司法至上传统和普通法院的宪法解释制度一直在世界宪法理论界被奉为圭臬，而这种理性主义建构下的成文宪法对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权制衡的模式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种宪法解释包括国会通过的某一法案，总统否决权、赦免权的实施，以及政府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总统或国会对于先例的不遵守、对于司法判决的不执行等等。

也用这一理论划定了法院通过宪法解释影响公共政治政策的效应和边界，解释了政府因为反对个案中司法至上主义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而实施的反对措施。里根就通过其拥有的大法官任命权，任命生命派支持者作为联邦大法官。

[17] 参见【美】马克•图什内特：《让宪法远离法院》，杨智杰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总统也不会因为签署违宪的法律而遭到处罚。这明确排除了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也成为宪法解释的中国语境绕不开的前提。然而随着内战的结束，和洛克纳时代到来，联邦最高法院对州和联邦的诸多经济立法进行严格的宪法审查，形式主义的推理取代了功能主义的判断，立法面临司法的全面侵略。

而大众宪法的开拓者则从自然权利层面质疑法院解释宪法的民主正当性，上溯至公民制宪的政治权利，下探到法院释宪原则的评判，即从宪法实施中权力来源和合法性的角度来思考。除非透过修宪程序，人民或其选出的政治部门都难以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对抗（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决定。

图什内特认为宪法的权威不在法院、不在国会、更不在总统，而是属于全部人民。最高法院对宪法所做出的各种阐释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大众参与宪法实施的可能，而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却能够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并渗透到公众生活和公民权利的各个领域。

他的部门主义理论虽然对于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力，但在规范分析的视角下显得十分不堪一击。他所号召的公众参与愈发容易陷入无序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32]与司法克制相类似，鲍尔森由此提出了行政克制的概念，主张通过分权制衡的自我约束来防止权力的滥用。虽然这种意见并没有成为国父们的主流意见，他们从司法权的自然性质分析，更倾向于认为司法机关应当是宪法最有威信的阐释者，从而埋下了司法至上的种子。部门主义将非司法的权力分支均纳入了宪法运行的框架中来分析宪法解释问题，为宪法实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以宪法解释主体而不是解释方法为中心来分析问题，将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定义为另一种宪法解释，这种创新的架构对现实有具有出乎意料的解释力，同时也很好地回应了对于法院民主正当性的质疑。[33] 学理上批驳部门主义观点的代表是拉里•亚历山大（Larry Alexander）和弗莱德里克•绍尔（Frederick Schauer），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权的归属不是源权力的问题，不遵守法院的宪法解释的也不符合分权制衡的要求，从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分析，宪法解释需要一个解释的权威（Constitutional Interpretive Authority），而这是部门主义的观点所不能解释的。

[9] Dawn E. Johnsen, Functional Departmentalism and Nonjudicial Interpretation: Who Determines Constitutional Meaning, 67 LAW CONTEMP. PROBS. 105 (2004). [10] Larry D. Kramer, The Supreme Court, 2000 Term: Foreword: We, the Court, 115 HARV. L. REV. 4, 6-7 (2001). [11]《林肯集：演说与著作（1859—1865）》（上），黄雨石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02页。有关宪法在立法、行政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和遭到的阻力却一直鲜有研究涉及。

[34]由此三权分立又会因为失去平衡而陷入混乱了。其次，每个权力分支不仅仅应支持自己的宪法解释，更应当尊重其他权力分支做出的高质量的宪法解释。

对司法至上的反对，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这种伴随着政治权力的斗争此消彼长的状态被学者形象地比作为钟摆[10]。他赞同不同权力分支的宪法解释权所带来的竞争和冲突，并认为唯有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碰撞和富有活力的争议才能得出最合适的宪法解释。